“习书记思想很解放，很有担当”——习近平在福州（八）

采访对象：练知轩，1945年2月生，福州人。1983年至1990年任福州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1990年至1993年任福清市委书记，1994年兼任市长。1993年至1996年担任福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兼福清市委书记。1996年至2001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2001年至2005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6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练书记，您好！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

   练知轩：第一次接触习书记是在1990年夏天，大概是8月中旬，当时他正在构思建设“海上福州”，出闽江口到福清来考察。那天，我们乘坐的是闽江航运公司的船，船很简陋，上面就搭了一个篷子。天气非常热，阳光特别刺眼，把船烤得像个大蒸笼，我们一直往篷上喷水，也降不了温。我们一天看了3个海湾：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全程下来海岸线长约330多公里。这3个海湾的海岸线非常长，海域广阔，陆地面积几千平方公里，还有10来条黄金水道，平潭岛外侧就是台湾海峡的主航道。习书记一边看，一边向我了解情况。他当时就提出：这里可以建立大港口、大工业和临港的大城市，将来可以成为对台的货物中转集散中心；这里的滩涂、浅海面积广，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远洋近海捕捞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有好几个岛屿，可以发展海岛旅游业，可以和台湾搞经贸合作区。

   中午，船舱内的温度高达41℃，习书记汗如雨下，但他毫不在意。看到福州海上有这么好的条件和资源，他很高兴，沿途都在思考怎么发挥海上优势，发展海洋经济。他叮嘱我们交通局要好好参与规划，发挥好福州的海洋优势，特别是近台优势。一整天，我们都在海上考察，中午就在船上吃便餐，一人一碗米饭，一盘白菜，里面只有几片肉。当时还没有矿泉水，我们都是喝白开水。习书记不停地流汗，一天下来，他没有说累，也没有说要休息，一直看，一直听，一直在思考。他的工作精神让我们都非常感动。

   1992年，习书记在福清提出“海上福州”发展战略。当时，他做了4个主要规划：一是“3820”工程，二是海上福州，三是搭建现代化国际城市框架，四是确定福州发展方向是东扩南移、沿江向海发展，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以天然良港作为依托，南翼有福清、长乐、平潭，北翼有郊区、闽侯、连江，前俯大海，后靠罗源、闽清、永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就是从这里开始构想起来。

   2010年，习书记回福建的时候，还提起我们那次的“海上考察”，他跟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在船上认识知轩同志的，当时他年富力强、思路敏捷，对情况比较熟悉，介绍也很详尽。”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提出城市建设“八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练知轩：习书记非常重视城市建设的科学研究和规划，亲自担任福州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他非常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认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还要依托自然条件。

   1991年1月，在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他要求我们理事会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指导未来，自觉按照规律去发展、去建设。他在报告中提出注意统筹城市内在的“八大关系”：第一是上与下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上级领导与基层群众的关系要处理好。第二是远与近的关系，远景规划与近期安排要相衔接。第三是旧与新的关系，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要结合起来。第四是内与外的关系，利用内资和利用外资要结合起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规划建设。第五是好与差的关系，好的部分可以弥补差的部分，差的部分要善于从好的部分吸取益处，形成完整的社区，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第六是大与小的关系，群众利益无小事，大规划大建设一定要考虑群众的利益。第七是建与管的关系，他始终认为，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他一直跟我们讲：“我们可以请全世界最好的规划师来，投入巨资可以建造最有标志性的楼房，但是如果我们管理不好，市民素质不注意提高，居住环境仍然一塌糊涂，那又有什么用呢？”建和管的关系非常重要，不能只顾建设不顾管理。第八是古与今的关系，文物古迹要很好地保护，很好地挖掘文化内涵，要留住这些乡愁，不能随便破坏。文物要做到原地保护，街道不一定非要笔直，为了保护文物适当绕一下也是可以的。

   有一个我亲耳听到的小故事，能够体现他如何处理大与小的关系。1991年3月，他到水运公司调研，我曾经管过这个公司。他在调研中发现有66户职工现在还住在闽江“连家船”上，38户职工住在堤外“竹架棚”里。他看了以后，觉得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老百姓不应该生活在这样差的条件下，当天就研究决定，把解决船民住房难的问题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10个月后，104户长期居住在水上“连家船”和岸上“竹架棚”的群众乔迁新居，搬进台江红星新村。我当了7年多交通局长都没有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感到很内疚。他管那么多的大事情，还能在调研中发现这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亲自关心和过问100多户百姓的生活。在他的心中，群众利益无小事，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群众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很多思想与他在福建提出的“八大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他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就非常重视城市建设，他指导城市建设的策略有哪些？

   练知轩：对城市建设，习书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总是针对问题去调查、研究和辨明城市建设的症结所在，然后精确施策、精准发力，推进城市的科学发展。他曾经说，没有搞好规划就去做事情，就是做蠢事、做傻事，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时，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是习书记带领大家把这些问题一一找出来的。

   第一个问题是缺钱。当时财政只管吃饭问题，没钱搞建设，修马路只能修主干道，人行道都没钱修，园林绿化没钱做，地下管网建设更谈不上。

   第二个问题是内河污染问题。大楼盖起来以后，雨水和污水没有分流，污水乱排放，引起内河污染。

   问题弄清楚之后，就容易针对问题采取措施，有的放矢。

   对于缺钱问题，习书记充分利用侨资、外资和民资来解决。这种开明开放的做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上面讲到习书记要求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利用好内资和外资，多方筹措资金促进城市发展。当时，福州城区有大量的棚户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是从习书记开始的。最早的一片棚户区改造，他亲自到现场进行指导。用招商引资的办法来改造棚户区，这个思路最早是习书记打开的。

   对于内河污染问题，他每年都投入一定资金搞内河治理，还提出一系列措施，逐步做到雨污分流，加快建设污水处理厂，在内河两边腾出通道来搞绿化，做到“一河两带”，禁止沿河建房，防止垃圾下河等。

   采访组：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抓落实的？

   练知轩：他经常上街巡视，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叫秘书通知有关街区马上处理。我记得有一次，他从马尾回来，发现人行道边有一堆土，就马上通知了我。我接到通知后，派市容委的一个领导去巡查。那个领导去了，坐在车上跑了一圈，看不到习书记说的那堆土在哪里，回来给我报告说没有。我说：“一定有。习书记那么仔细，他讲了有，就一定会有，你不要坐车，再沿着人行道走一遍看看。”那个领导走着看着，很快就发现了那堆土，马上安排清理掉。这件小事体现了习书记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刚才讲到，习书记做了4个主要规划，这是他亲自抓的。我记得，他前后搞了2年多调研，开了不下20多场专家评审会和研讨会，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意见。他特别重视科技季谈会和老同志季谈会，都会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科技季谈会，实际就是咨询会，召集各方面科技工作者、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每个季度来开一次座谈会，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请大家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老同志季谈会，就是召集处级以上的离退休老同志，每一个季度开一次大会，专门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关部门认真记录，逐一处理，逐件反馈。这个制度是习书记首创的，我们都觉得非常好，这样可以更大范围地吸取意见。福州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他提出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为福州城市精神的表述语，我认为这两个季谈会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习书记是一个胸怀非常宽广的人，所以他才会创立这样一个制度。直到现在，福州还一直坚持这样做。

   习书记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非常注意听取意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我们的几个重大规划决策，包括“3820”工程都是通过市委全委会和市人代会审议通过的。

   从199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27年了，现在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仍在按照当时的思路前行。福州市正在搞滨海新城，总体思路还是向南发展、向东前进。还有平潭岛开放、开发，搞对台综合试验区、自由贸易岛、度假旅游区，也是习书记当时就定好的发展方向，我们一直沿着这个思路在做。

   “3820”工程规划的时间节点是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规划开始执行后的3年、8年、20年，全部指标都如期达到了规划的要求。习书记主政福州6年，从1990年4月到1996年4月，是福州发展最快的时期，GDP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

   采访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时提倡的高效政府工作作风。请您谈一谈，“马真精神”为什么能够获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

   练知轩：说起“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书记当年率先垂范，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比如，1991年2月，习书记到马尾现场办公，韩国有个金刚石加工企业要落户，他中午没有休息，当场办好了1个批文，这家企业在2天之内就办好了所有落户手续。这个故事现在还在马尾流传。他这样的工作效率，给我们树立了标杆。

   我们把“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概括为“马真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获得积极响应，并且流传至今，我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干部选拔任用的积极导向。在习书记手下工作，只要你扑下身子抓工作，干出成绩来，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以我自己为例，我当了7年交通局长，有一天，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去福清当市委书记，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还考虑了3天。后来，组织研究提拔我为福州市委副书记，我一样也是毫不知情。干得好，不只被提拔，还会得到很高的政治荣誉。我在1995年被评为第一届全国优秀县（市）委书记。可以说，习书记注重实干的用人导向给了我们实干的劲头。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很暖心。那是1995年春节前夕，我还在县里忙工作，不能提前回家过年。习书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农历腊月二十七那天，亲自带队去我家里慰问我的家人。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非常温暖，我爱人非常激动地给我说：“习书记亲自来慰问我们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我被习书记关爱下属的那份真诚深深地感动了，心想一定要干得更好，来报答他对我的关怀！所以，我大年初一就下了基层。只要你努力工作真抓实干，干出成绩，都会得到重用。习书记营造的健康政治生态和注重实干的用人导向，让每个干部心里都很踏实，拼命实干，越干越有劲。

   第二个因素，就是市委当时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容错机制”，就是容许干部在工作中出现错误。为什么会有这个机制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办事越多越快，自然就越可能出错。为了避免“怕做错事，就不做事”的思想蔓延，市委当时就提出，只要你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就算工作中出了一些闪失，有些纰漏，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就不追究责任。这样，我们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放手去干了。可以说，“容错机制”给了我们实干的勇气。

   福清是沿海地区，可以说是十年九旱，严重缺乏淡水，农业需要淡水，工业需要淡水，百姓生活也需要淡水，所以，解决缺水问题显得十分迫切。40多万亩的耕地当中，有20多万亩属于“望天田”，就是靠天吃饭，天上下雨才能种庄稼，不下雨就种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穿过闽侯县的5个乡镇所在的山脉，打一个20公里长的隧洞，引闽江水入融（“融”是福清的简称）。这本来是给当地百姓做好事，也是一项利民工程。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闽侯当地百姓比较迷信，认为我们把他们的龙脉给切断了，极力反对，把闽侯青口镇政府砸了，还把福州到厦门的国道给堵了。习书记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采取措施，立即通知闽侯县四套班子领导到青口镇去，住在那里一两个月专门做群众工作，解开群众思想上的疙瘩，还派警察下去维持秩序、疏通道路。在习书记的支持下，事情迅速得到解决。其实，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动静很大，我事前没有报告，但事后也没受批评。习书记明察秋毫，他知道这是干部为百姓做好事，是百姓一时思想上转不过来。他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怪罪手下的干部。所以，我们跟着他做事情很有底气，只要是一心为公，就没有后顾之忧。

   第三个因素，就是习书记本人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只要他在场，只要他知道，只要你不是干坏事，他都给你承担责任。可以说，习书记的担当精神给了我们实干的后盾。

   有人转告给我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都很感动。省里有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领导给习书记说，练知轩在福清做事很霸道，经常一个人说了算。习书记马上替我作了解释：“这些我都知道，他都有汇报，不能说他霸道。”其实，有些事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并不一定事无巨细都汇报了，习书记就是这样给我担着。所以说，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非常愉快，他非常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只要他知道的事、在场的事，甚至是他不知道的事，只要下属做对了，他都能主动替下属承担责任，不像有的领导揽功诿过，下属做得对的变成他的功劳，下属做错了就推说不知道，不敢承担责任。

   真正做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共产党人品德与作风的一种体现。习书记不仅创造性地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而且身体力行，用一系列的措施去落实，把“马真精神”落到实处，灌输在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思想中，贯彻在每一位领导干部的行动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重视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建设和引进外资。请您谈谈他着力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的故事。

   练知轩：习书记在福州工作6年时间，为福州的工业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福州经济过去以农业为主。以福清为例，我记得我刚到福清任职的时候，感到非常骄傲，在全省的工作会议上，发出10个奖牌，福清能得9个，但归类后就会发现，这9个奖牌都跟种植业和畜牧业有关。尤其是畜牧业污染很严重，动物粪便都直接排入河中，臭气熏天。当时，福清是非常典型的农业县，工业只有几家小小的印刷厂、化肥厂、农械厂等。

   习书记来福州工作那几年，狠抓产业项目建设，亲自出去招商引资。我有幸跟他2次出国，一次是1991年，另一次是1993年。我们出国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街，出去就是介绍投资环境，洽谈具体项目，根本没有时间去游览参观。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连一条繁华商业街都没去过，每天工作到夜里2点才结束。

   1991年，我陪着习书记到印尼拜访林绍良先生，他是世界著名的侨领。习书记非常耐心地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回乡投资。林先生是21岁才下南洋的，所以说话就是一部分福清话，一部分普通话，还有一部分印尼话。习书记为了让他能更容易理解我们此行的目的，就很形象地给林先生讲：“过去的几十年，以您为代表的华侨，对家乡的贡献非常大，在国内暂时困难时期，为了救济乡亲不挨饿，你们给乡亲们寄回来米、面、油，帮助大家渡过难关。这些东西相当于是给他们送了‘鸡蛋’。我这次过来，是希望您能和我们政府合作，一起给乡亲们送只‘鸡’，教他们懂得养母鸡生蛋，不能光是直接送‘蛋’给他们吃，吃完了仍然是‘穷光蛋’，要教会他们养母鸡，这样就不断有‘蛋’吃了。”林先生觉得习书记说得很有道理，就频频点头。习书记接着说：“您可以和我们政府一起，帮助家乡搞工业园区，引进工业项目，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来致富。”林先生被习书记的精神所感动，与我们签订了开发50平方公里元洪投资区的协议。

   我们在印尼的那些日子，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参观工厂、考察工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比如我们到林绍良先生的水泥厂，那里是9个分厂连成一片，没有一粒粉尘，实现了封闭式全自动化生产，年产量900万吨。

   还有一天，我们去冠旺纺织厂考察。纺织厂的老板非常热情，我们一下飞机，有好几辆车就在我们飞机旁边等着。冠旺的老板一看到习书记下来，就直接把他迎上一辆车，他们就先走了。根据行程，我们是去宾馆，所以后面的几辆车陆续向宾馆出发。到了宾馆，我们一看，坏事了，习书记还没到，问谁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个年代手机还没有普及，根本没办法联系到他，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当时，我们都急得不行，出来访问，把书记给弄丢了，这可怎么办？后来过了２个小时，冠旺的老板才把习书记送回来，原来习书记在车上就开始听冠旺老板的介绍，聊得兴起，习书记说要不现在就去工厂看看，冠旺老板说：“可以呀，那我们走吧！”结果，他们参观工厂去了，我们在后面跟丢了。那次考察效果很好，不久，冠旺也到福清开办了一家冠旺纺织厂。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当年对福清的工业化投注了很大心血啊。

   练知轩：是的。我在福清工作6年，他到福清调研66次，现场办公19次，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福州市专门成立了一个外商投资重大项目领导协调小组，习书记亲自当组长。我们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需要协调解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提交到这个小组会上处理。会议有时在市委开，有时在现场开，解决了很多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保证了项目快速推进。

   在他手里，福清就建立了两个成片的开发区，一个是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是元洪投资区，都是华侨为主，市、县政府全力支持创办的。还成立了三个工业村，一个是洪宽工业村，一个是牛宅工业村，还有一个是友精工业村。

   采访组：在建设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典型的难题？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

   练知轩：有的。曹德旺的福耀集团，1993年上市，现在是全国最大、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供应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福耀能发展到现在，完全有赖于当年习书记的开明和鼎力相助。在1992年至1995年时，福清正在进行旧城改造，把旧街全部拆掉，盖成楼房。曹德旺在办工厂的同时，也在工厂所在的宏路镇建了商住房，同时还建了标准厂房，积压了1亿多元资金。那个时候，福耀集团还比较小，1亿多元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资金紧张，企业生存就成问题。

   曹德旺非常希望中国农业银行1亿多元的贷款能够尽快批下来，同时能把几个乡镇所占的福耀股份置换成福耀建设的闲置商住房或标准厂房，腾出股份与法国一个玻璃厂商合作，利用农行贷款和部分外资让福耀生存发展下去。于是曹德旺就托人给我汇报，我请示了习书记。习书记说：“你们思想要解放，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要全力支持他。”汇报完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帮助他把外资引进来。只要外资进来了，农行贷款也就能批下来了。于是，我们先从收集股权开始，把福耀 1993年后上市的股份让出一部分来，吸引法国厂商注入资金，持有这些股份。我叫来4家持有福耀股份的乡镇和公司，让他们把手里持有的福耀股份拿出来，然后把福耀修建的厂房和住宅置换给他们，福耀拿着这些置换回来的股份，引来了法国企业注资，农行的1亿元贷款也下来了，救活了整个福耀。从此，福耀才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习书记就是这样做工作的。他思想非常解放，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了福耀一把。福耀没有请我们吃过一次饭，我们也没有拿过福耀一分钱的好处，我们只是在无私地抢救一个企业，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这当然是我们应该做的。习书记无欲则刚，他自己没有任何私欲私利，敢于甩开膀子干。他非常亲商，要求我们既要亲商，又要富商，为企业搞好服务，让企业赚到钱，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过来。在2016年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他讲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20多年前在福州市就是这么做的，他讲的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采访组：还有其他例子吗？

   练知轩：还有一个例子是冠捷电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器生产厂家，年产值400亿元，在福清万分之一的土地上，做出了占福清产值30%的成绩，还带动了几十个配套厂。冠捷电子也是习书记引进来的。冠捷电子一开始是想落户厦门，为什么又到了福州呢？这是习书记思想解放的结果。习书记说，引进台资企业，一定要解放思想，服务要尽可能到位。当时，福清在地价、人工成本上也都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著名侨领林文镜先生个人替企业担保贷款盖厂房，冠捷电子很快就决定在福清落地。

   这件事情在厦门引起很大震动。当时，洪永世同志刚刚调到厦门，他是从福州市长任上调过去的。这么大的项目怎么会落地到福清了呢？为了搞清楚原因，洪永世同志就带着20多个部门的人，到福清来学习我们如何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其实，哪里是我们思想解放，完全是因为习书记思想解放啊！

   还有一个洪宽工业村，现在集中了70多家台资企业。这个地方，当时就被称为福建的“台湾村”。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工业村每一次奠基剪彩、投产剪彩，习书记都会亲自到现场。上面说的习书记到福清66次调研和19次现场办公，并不包括参加这些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什么联系吗？

   练知轩：习书记非常有人情味，非常关心老部下以及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他2010年回福建，把班子里面十几个同志集中在一起，请我们吃了饭，还座谈了一下。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我还陪着领导去看过他两次。他非常关心三件事：一个是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实体经济和国企改革；一个是生态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内河治理；一个是老百姓的生活和老同志的健康。这三件事，在习书记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上，后来都有新的进步。